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49页。

摘要:  现代工业化引发的环境、健康、安全等公共风险极为特殊，风险控制已不再是纯粹的私法自治议题。[72]参见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转介条款是概括授权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适当考虑公法管制规范，并在必要时将其引入民法。行政管制工具的多元化则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强制信息披露、技术标准和行为禁令的增多。[56]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史晋川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第3页。具体的威慑程度取决于风险行为给他人实际造成的损害，这相当于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因而被称为一般威慑。如果说紧密社会关系内部的私人风险具有内部性的话，超越紧密社会关系纽带所涌现的公共风险则具有显著的外部性。

构建这一法律结构首先要打造开放的部门法体系，其次要在部门法体系之外，借助行业单行立法搭建部门法之间的合作桥梁，风险立法由此呈现出部门法分与合的双重变奏。[24]法官在个案中可根据实际出现的要素及其强度做出综合判断，进而得出责任是否成立及其范围的结论。这一相互性传递了一个信息：亲和力(主要由法官表达)应贯穿始终，这种亲和力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互动凝聚。

由此深入，不仅要反思法律人头脑中的司法是什么，而且要深思当事人头脑中的司法是什么，将两者对照，并将适度的互动协作理念纳入传统的法官是法律王子(德沃金语)的司法理论。但仍需看到，此种设计源于西方，是在特定地方性的具体语境中逐步孕育生发而成的。但本文的论证也说明，并非只有传统认可的标准的现代西方式法庭空间才可保证审理正确。在法学界，以说理推论或如何令人信服地叙述为基本内容的司法话语总是一个研究焦点，且成果斐然。

{28}宁陵县法官说，审判调解时，完全可凭借女性优势，同时展开课堂式亲情文化教育，拉家常式调节法庭氛围。这意味着，如果真正进入法庭或家庭，客观视角转换为主体实践的视角，具体而言融入即时的利益、情感、需求，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

{53}519-520一旦具体的语境有所变化甚至产生明显的差异，便可能催生新的法庭设计理念。{35}这里，便存在了类似上述后续性现象的问题。本文支持样本中基层法院的努力，但同样认为，在聚集各方当事人更多理性谋划和理性诉辩内容的上级法院的法庭空间，包括某些聚集陌生人类似心理状态的基层法院，可能无需如此，这显然源于进入法庭的当事人群体状况的不同。正因为总是拥有了感情基础，这类当事人一般容易产生基本的善解之心。

比如询问大多数路人，法庭应该是何种样子及家庭应该是何种样子，这些路人因为没有即时的利益、情感和需求投入，故回答极易是法庭应威严，体现理性和权威家庭应温馨，体现情感和互爱。但此种勾连关系，一般只是揭示了一种初始性。作者：刘星，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而且构建标准化现代基层法庭空间，并非就无法司法为民。

前述基层法庭的空间建设具有明显的环境重自我实践的情景元素，倾向于观察对象自叠属性，原本属于单一特性的空间被赋予了多种特性。同时，法官进入这种空间，也会不由自主地改变对于自我身份的理解。

此外，周边空间的建构、安排、选择及协调，亦可视为叙事修辞的策略推进。针对邻里、家事纠纷，法院挑选成年女性法官主导法庭过程甚至设立女子法庭，邀请诸如清真寺理事或村委会主任等社会能者参与庭审，而饮茶过程中，像颇受群众欢迎的赵瑞琴、李香玉等法官，常常会端茶续水、话引家常，这是对传统意义上基层法庭空间的家庭化改变。

法庭空间传送的家常化送茶笑迎是否可能推之其外？进一步，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评估现代法庭空间的既有理论框架，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52} 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否认这类法庭空间在审理正确上可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在诉讼中更为广泛，时至今日，大部分的法庭空间设计都是依此类型化设计自然有其合理性。有人当然还会认为法庭只能是威严的，家庭就该温馨，但也有人会疑惑，为何法庭必须是衙门式的，而毫无温情可言？为何家庭必须是温馨的，而没有严父虎妈？由于主体实践的视角包含了利益、情感和需求，显然会使关于法庭及家庭的感知出现分化，既会保持甚至更严格区分两者，也会将两者互融，甚至将两者置换。第四，借助社会角色和性别的差异以增进感知体验的弹性。第三，充分利用静态元素和动态元素的互助机制，从而激活法庭空间感知体验的循环往复。换言之，在法庭空间的严肃、敬畏、等级、举止一丝不苟的结构中能够实现的审理正确，在该空间的活泼、和悦、平等、举止温馨适度的结构中，同样也能实现。

{29} 上述基层法院的法庭空间实践在如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调整法庭中心空间的物理人文搭配，从而形成新颖的法庭中心空间感知体验。从中国的基层司法看，人们已非常熟悉表达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庭空间：庄严的提示(如以国徽或国旗为标志的中心悬挂)，威权的宣告(如以案台或座椅为典型的阶梯搭建及面积足够的厅室)，肃穆的听觉视觉感受装点(如法槌、法袍)……所有这些，包括人物的性别忽略等，显然是在法院的围墙之内。

为使讨论较活跃并深化学理，本文又将法官的性别安排、协助法官司法的社会角色搭配和法官非司法的言行举止这些非物化的内容，定义为微观环境的一部分。显然，此种设计是否更有助于促进审理正确，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取决于诸如当事人是否具有善解之心等其他诸多因素，且与具体的纠纷案件类型也有关系。

{54}281-282基于现实主义法学的立场，弗兰克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不是无中生有。{26}赵瑞琴的一位同事称，赵庭长就是从回族盖碗茶待客的习俗中得到启发的……用茶台替换法台，和风细雨地与当事人饮茶攀谈，直到解开当事人心里的疙瘩。

当看到有别于等级化的桌椅摆放，还可茶叙话情，身处圈椅圆桌沙发，法官会心情放松并释放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的意愿，柔化法官形象的冷硬层面。{1}165故生活中，在某些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职业领域(如医护、幼教、接待)女性多占较高的比例。这些研究，自然涉及了当事人面对审判者的性别及其协作者社会身份，包括附加举止时会有何种感知，但似乎没有或极少有意识地触摸物理化和人文化结合的复合法庭空间，而进入这一概念，也许有益于深化问题的理解，丰富人们对于基层法庭执法的思考。也因此，基层法官的法庭空间构建努力，随之也能成为另一种层面的主要。

{60}其次，从制度构建上看，营造差异化的法庭空间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此不仅是积极面对当事人的需求，更重要的在于如此才有利于提升司法整体结构的社会适应能力。前述样本中，我们可大致做这样的设想：坐在圆形的盖碗茶桌前，看到四壁寓意的竹物，面对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替代原告被告的台签，与和蔼可亲的女性法官交流，甚至发现隔壁还有母婴室、游戏室等，当事人只要具备基本的理解能力和善意，就会增加对法庭空间的认同(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希望使自己显得友好的人会缩短与他人之间的距离{36}88)，建立在对法官信任的基础上，当事人就更愿意将真实的忧虑、想法和诉求和盘托出，以利法官将庭审推向正确解决，{39}116-117实际情况亦为如此。

法官们明白，如需当事人积极配合法庭完成法律程序，消除纠纷，除了理性、正式、严肃，还需要那些被经常忽略的感性、随意和轻松，由此，法庭具体空间增加了新的想象形态。即使进入这样法庭空间的参与者心情舒畅、体贴互惠，且环境氛围也兼顾了不同的利益、情感、需求，但如果无法实现审理正确，仅仅依靠多方相互妥协来促成纠纷的解决，则在司法公正性上难免大打折扣，甚至得出法庭多余的结论。

回到本文的实践样本，基层法官的法庭空间构建努力，主要集中在针对某类案件审理，如邻里、家事纠纷等。与此相近，社会能者进入法庭或独自掌管纠纷的解决，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历来是有意思的问题。

一位走出浦江县人民法院的当事人就曾说过，面对盖碗茶的法庭微观空间和法官没有官味的端茶续水，感觉很奇妙，就像小时候看到街坊邻居在路边的茶馆中处理事情、解决矛盾一样，没有压力，很轻松。法官设想，这样的休息室看护室是为了使带着孩子来到法院的当事人能安心、放心地办事。但应注意，本文讨论的是某类法庭空间的构建问题，其对应的是邻里、家事纠纷等此类当事人。{28}这间工作室设立了三个功能区：审判区、心理咨询区和保障儿童权益的观察室，{28}工作室法官、书记员均为女性，更加适宜家事审判。

但这些法庭，为何在法庭空间设置上却做出了别样的安排？ 首先是源于当下的法官考核评价制度所内含的制度动力。对法官而言，同样会从初始性进入后续性，如开始也许沉稳，后会因为案情曲折或当事人缠讼而变得难耐其烦。

例如，无上诉即可结案，无上访即可轻松完成维稳的政治任务，同时，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赞扬会使法官在体制内外都能获得实在的职业收益，或被评为模范法官而晋升，或被称为好法官而获点赞，同时，所在法庭及法院亦会备受颂扬。本文作者乐意也必须向为之做出努力的中国法官致敬。

通过这样的努力，基层法院实际上从侧面对法庭冷峻理性独霸的合法性提供了反例，为法庭具体空间的逻辑内涵，特别是情感氛围的适度营造，提供了新的理解可能。法学界和建筑装饰学界，总体看亦没有因为学科差异而有别样的类分(后者比前者更坚定认同法律现代性的理念)。